论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创新

  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深入发展，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理念逐步引入我国。企业如何履行、担当社会责任，即如何践行这样的企业理念，引起了众多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的深入研究。受企业性质所决定，民营企业家既是企业创办的投资者，又是经营管理者，对企业的资产和利润的支配空间更大也更灵活，因此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、外资企业存在着显著差异，如何保证其自觉自愿、心情舒畅地履行社会责任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。并且，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。企业文化的概念内涵，即企业的物质文化、行为文化、制度文化、精神文化决定了企业文化也必须创新，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。基于此，本文就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创新作以如下探讨。
  
  一、关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
  
  “社会责任”是舶来品，追根溯源，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最早萌生于19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。19世纪中叶，英国企业家兼学者萨特（Titus salt）就曾提出:企业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义务。进入20世纪后，1924年，美国学者谢尔顿（Olivei Sheldon）在其《管理的哲学》（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）这部专著中，正式提出了“企业社会责任”的概念，并把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营管理者满足企业内外各阶层、各种人的群体需要的责任与义务联系在一起，指出这种社会责任与义务融入了伦理道德因素，进而产生那句名言：“天堂不是建立在企业的损益表上，而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尽职尽责上”。上至企业的高层管理者，下至企业的一线员工，每个人都能为社会尽职尽责，才能到达“天堂”这样美好的境界，而“天堂”并非企业的利润与效益。这其中所蕴涵的伦理观念表明，企业社会责任已从概念上升到理论层面，可谓“胚胎成形”。
  
  自上世纪30年代之后，经济学、法学、社会学和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出发，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多视阈、多维度的透视、分析与论证，其中亦有学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行性提出一定的质疑，其代表人物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•弗里德曼教授，他认为：“在自由经济中，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——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，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。”与此同时，弗里德曼还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弊端，即经营成本的增加致使企业削弱竞争力、与股东收益最大化的期望值相悖等方面进行了驳斥，在他看来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职，企业唯有赢得更多的利润，才会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。1953年，美国学者霍华德•R•鲍恩在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》一书中强调：“企业家要考虑到社会责任问题”，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阐释。以此为发端，标志着现代社会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正式确立，并进行理论建构。由此，鲍恩也赢得了“企业社会责任之父”之美誉。
  
  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我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在诸多理论中，“外部性理论”比较客观、公允地阐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。持这一理论的代表学者为林毅夫先生，他指出：“企业追求利润是天经地义的，但是由于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，企业行为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超出自身应有的边界，对社会、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不利的影响，为了社会的繁荣和和谐，要提倡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感并使企业的外部影响内部化。”所谓“外部影响内部化”，即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。
  
  按照卡罗尔（Carroll，1991）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理论，企业社会责任又划分为经济责任、法律责任、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。本文之所以就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展开探讨，是因为:较之国有企业、外资企业，民营企业受企业性质所决定，有其独特的管理模式与经营机制，由此也决定了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形成了独有的态势：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，经营自主权决定了其对资产与利润拥有自由支配权，因此，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、履行慈善责任方面，慷慨解囊，并以此作为获得政府重视、赢得社会口碑、打造企业品牌的重要手段。捐赠程序的简便易行，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所无法比拟的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应该看到，在法律责任方面，具体说来，在员工合法权益保障上，即在劳动保护、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和住房基金方面，民营企业又明显不及国有企业。员工的合法权益保障似乎是企业内部的问题，但是，它牵涉职工的家庭生活状况与生活水平，牵涉社会和谐与稳定，因此，成为企业社会责任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。
  
  总之，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，有其优长，也有其不足。之所以如此，是由其企业文化的发展程度、发展水平所决定的，尤其是所存在的不足，恰恰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某一方面的弱化造成的。因此，建设企业文化、创新企业文化，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、提升竞争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。